沈阳、郑州、连云港、温州——这是非洲猪瘟在中国相继被确认发现的城市。

从8月3日中国首例非洲猪瘟在沈阳被确诊至今，已经二十天有余，这一致死率可高达100%的瘟疫已由中国的北端来到了东南沿海。

东北是中国的新兴养猪基地，而郑州所在的河南是中国第二大生猪养殖省份，疫情的传播控制对这两个地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影响更为深远的是，郑州是国内的肉制品加工重镇，周边还有双汇发展（000985，SZ）、雏鹰农牧（002477，SZ）等业内知名企业。

1921年在非洲肯尼亚首次被发现的非洲猪瘟，过去近100年里先后经由葡萄牙、意大利、荷兰大致由南欧向北欧传播，而后病毒扩散至乌克兰和俄罗斯，最终越过边境线抵达中国。它的到来究竟意味着什么？

平静的疫区

“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最近都不太吃猪肉。”在郑州发现非洲猪瘟的十天后，郑州当地人牛明这样对界面新闻记者说。

不过对他而言，非洲猪瘟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基本也就仅限于此了，“刚出事的那两天大家还会讨论下，后来说不传人，大家基本也就不再聊了，不过最近还是不吃猪肉以防万一。”

和牛明的态度差不多，非洲猪瘟的到来并未给这里的大多数人带来太多惊扰。

今年8月14日，一生猪供应商从黑龙江省佳木斯清河将一车生猪（260头）运至郑州，并向双汇发展子公司郑州双汇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双汇”）屠宰厂销售，在接收检验检疫时，发现生猪存在异常（其中有30头死亡）。

驻郑州双汇的官方动检人员于当日立即向郑州畜牧局报告，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确认为非洲猪瘟疫情，这也是继沈阳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后中国境内确认的第二起非洲猪瘟疫情。

8月16日，郑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疫区封锁令》，郑州双汇屠宰厂划定为疫点并实施封锁，封锁时间为6周。

根据此前公开信息，上述批次生猪及郑州双汇屠宰场圈内待宰的其它生猪共计1362头全部已扑杀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8月24日，界面新闻记者来到位于郑州市经济开发区的郑州双汇屠宰厂，屠宰厂共南北两个大门，均有专人看守，在北面大门外停有不少车辆，但并未见有人员出入迹象，厂区内道路两边均被蓝色铁皮栅栏为封住；而在南边大门，可看见门口摆放的消毒设施。

郑州双汇屠宰厂南门。

从门外观察可发现，屠宰厂里行政楼位于南边、此时正值午饭时间，有不少人员正在进出屠宰厂，不过却并未见有人在大门口进行消毒处理。门口工作人员并未回应记者“进厂是否要消毒的询问”，仅表示要“打电话让厂里的人到门口接”。

而在厂区东南与西南路口还各有一个“经开区疫情封锁消杀点”同样摆放着消毒设备，消毒点工作人员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自己是附近社区工作人员，最近不少部门都组织人力在附近轮流值班看守。“主要是看过往车辆和进厂的车辆，基本上没什么事”，一名工作人员还表示，从这里路过完全不需要担忧，也不需要消毒，“只要不进到厂里面就不用消毒”。

总体看来，与其他地方相比，疫区现场显得较为平静，与“疫区”、“封锁”等字眼给人带来的冲击感相去甚远。

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非洲猪瘟在郑州被发现的前几天，位于郑州市惠济区的河南省郑州肉类联合加工厂还发生了疑似口蹄疫疫情，经河南省动物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检测检测为O型口蹄疫病毒核酸阳性，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也在8月10日发布了封锁疑似口蹄疫区的命令，将以河南省郑州肉类联合加工厂为中心，东至天河路、南至开元路、西至京广铁路线、北至黄河大堤的区域进行封锁。牛明则表示，单位在惠济区疫区内的一个办公点目前也依然可以正常办公，并未受到太大影响。

而根据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8月23日发布的消息，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也已发生一起非洲猪瘟疫情。根据财新网此前报道，非洲猪瘟进入中国的源头的路径尚在调查中，但已有一些观点和证据将源头指向了俄罗斯——基因测序显示，中国疫情的毒株部分基因序列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2017株的相应序列完全一致；而俄罗斯远东地区2017年以来已发生多起非洲猪瘟疫情。

另外，沈阳市已宣布将按生猪口蹄疫标准进行补偿，即800元/每头，不过业内人士指出，这一价格要明显低于售价，被扑杀过的养猪场将面临不小的损失。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并非对非洲猪瘟毫无准备。根据东北网此前报道，在2014年9月，黑龙江省黑河市曾在黑河货运口岸开展黑龙江省边境地区非洲猪瘟应急处置演练，这是中国首次在边境地区举办的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处置演练。

2014年9月，黑龙江省黑河市曾在黑河货运口岸开展黑龙江省边境地区非洲猪瘟应急处置演练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检疫存漏？

虽然非洲猪瘟并不是人畜共患病，且在60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下即可被消灭，不过正如牛明所言的“最近不吃猪肉”一样，出于保险的心态，短期内一些消费者对食用猪肉的安全信心信心必然会受到一定打击。

郑州双汇所发现的病猪随车同行的产地动物检疫证明显示，该批生猪来自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汤原县鹤立镇交易市场，这一批猪并非产自本县，而是生猪经纪人陈玉范从依兰县境内的清河林业局某养殖场收购。

陈玉范通过佳木斯的同行杨景祥，找到了汤原县鹤立镇畜牧兽医服务站站长王洋。而王洋在未见到该批生猪活体的情况下，就开具了动物跨省运输检验检疫票据。

那么，是否就是因为王洋的违规行为必然导致了这一批患有非洲猪瘟的病猪从佳木斯千里迢迢到了郑州？换句话说，如果王洋恪尽职守，这件事是否就一定不会发生了呢？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

曾多年从事一线动物检验检疫的业内人士杨宇对界面新闻表示，目前县级与地市级的畜牧检疫站在对生猪进行检验检疫时，这些级别的检疫站是无法确定生猪是否患有非洲猪瘟的。

据杨宇介绍，生猪在出栏时，养猪户或是养猪场都应向当地畜牧检疫站申报检疫，由畜牧检疫站人员到养猪场进行检验检疫，检疫合格后发放检疫证明，这批猪才可以进行贩运、屠宰；在进入屠宰场时，驻屠宰厂的检疫人员还要再进行“验证查物”，验证查物无异常后猪才能放行进入屠宰厂。

而地方上的检疫主要包括尿检、量体温与目测，其中尿检的目的是为检查是否存在瘦肉精，目测则观察生猪精神状况以及是否有口蹄疫迹象。

其中，口蹄疫是生猪常见的疾病，而非洲猪瘟今年第一次传入中国，杨宇称，目前地市级在做检疫时无法被查出，只能送到省里实验室才可确认。

公开资料显示，非洲猪瘟与中国常见猪瘟的其他出血性疾病的症状和病变都很相似，它们的亚急性型和慢性型在生产现场难以被正确区别，必须用实验室方法才能鉴别。现场如果发现尸体解剖的猪出现脾和淋巴结严重充血，形如血肿，则可怀疑为非洲猪瘟。

而根据此前公开信息，郑州与乐清的非洲猪瘟疫情都是当地发现生猪死亡后进行上报，随后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检测确认的。同时再考虑到非洲猪瘟存在着4-19天的潜伏期，也势必给地方上的检验检疫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不过，界面新闻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与检疫能力这种“能不能”相比，一些检疫环节中“做不做”的问题更应当引起注意。

通过对多位生猪产业链各环节人士的采访可以总结出，一头生猪从育肥到制成成品肉到市场进行贩卖大致需要“育肥时的健康监测”、“出栏时检疫”、“入屠宰厂时检疫”、“入厂后24小时静养观察”、“厂内排酸”、“成品肉出厂检疫”等多个环节。

但根据众多业内人士所反映的情况看，在实际操作中许多环节是存在着未能严格执行的问题和隐患的，其中尤以一些小养殖户和小屠宰厂居多。

即使把本次前文所提及的王洋未见生猪活体即开证的情况视为极端情况，在出栏检疫时也存在着不能做到逐头检疫的情况。北京金色浪涛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肉类行业资深品牌管理专家刘金涛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很多地方都是抽检，抽检率则可能只有5%甚至更低。而湖北省某地一位中等规模生猪养殖户尹雷表示，在出栏检疫上，当前确实还存在着很多执行不严格，操作不规范的情况，如不能逐头检疫，而一些家庭小养猪户可能在在出栏时都不进行申报检疫，直接拉到屠宰厂才进行检疫。

2011年3月15日，双汇“瘦肉精”事件曝光震惊全国，曾在双汇发展工作多年的业内人士孟宁表示，在“瘦肉精”事件后，双汇在整改后得以实现逐头检疫以避免“瘦肉精”事件再次发生。上述人士同时分析指出，一些小养猪场或是屠宰厂不能实现逐头检疫而是采取抽检，存在降低成本的考虑，尤其在2012年以前尿检试纸生产厂家较少，价格大概在5元/头，但“现在试纸便宜了”。

杨宇也坦承，在地方上确实存在“不能逐头检疫的现象”，但这样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这种现象也被不少业内人士所证实。

另一个容易缺失的环节则是“入厂后静养24小时”，据郑州一位不愿具名的高级畜牧师介绍，生猪进入屠宰厂后应当静养24小时，期间不吃不喝让生猪进行排泄与清理，以观察猪是否有潜在疾病等，随后再进行宰杀、排酸等工序，不过许多小屠宰厂都不能做到静养24小时，“甚至有的小厂生猪一进厂就直接上机器宰杀了”，上述人士介绍到。

而事实上，中大型的规模化养猪场对于猪日常疾病的防疫从整个养猪场的设计之初就有着严格的把关。上述高级畜牧师对界面新闻表示，一般来说，大的养猪场分为繁育区和育肥区，这两个区域内除了生猪生活与繁殖的区域外，还有这污水与排泄物处理、办公区域、防疫、消毒间等整个系统化的功能区域。

“饲养员可以做到三个月、半年甚至是整年不出来，在防疫严格的情况下饲养员是不允许出来的”，上述人士介绍到，而饲养员在出入饲养区域时也要经过多道消毒程序，目前许多中大型屠宰厂也已实现半自动或是全自动智能化的屠宰流程。

禁运之后

根据此前报道，沈阳非洲猪瘟病猪由猪贩从吉林省吉林市运来，而郑州病猪则由猪贩从黑龙江千里迢迢运到郑州。而目前，包括沈阳、连云港与郑州等疫区均已禁止生猪外运，而其他非疫区与猪企也有禁运通知。从短期看这种做法有助于防止疫情扩散，不过较差的流通性也将给各地的猪价带来不同的变化。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此前国家层面上并未有对跨省调运生猪有过较细的规定。但一般来说，猪贩在生猪出栏时拿到检疫合格证便可以进行外运，路途中关卡人员只检查检疫合格证，有证即可放行，到了外省屠宰厂再进行“验证查物”。

不过，从黑龙江把猪拉到郑州这样的长途贩运现在并不多，“由于路上损耗的风险大，现在超过300公里、600公里的贩运愿意拉的人不多”，孟宁表示。尹雷也表示，虽然也有不少收猪的，但自己所在地市的上规模养猪户大都把猪拉到武汉卖给双汇在当地的加工厂。

不过由于价差的存在，猪贩跨省调运的动力尚存。

从事大宗商品分析的生意社分析师李文旭对界面新闻记者表示，由于饲料（粮食产区）、土地与政府补贴等因素，东北的生猪成本较南方要低。而河南作为国内排名第二的养猪大省，其实也是低价区，只不过相较东北要高。

根据业内人士介绍，目前国内的生猪养殖主要有三种模式：

一是养猪场直接拉猪到下游屠宰厂，这种模式双方多具有一定规模，多现于北方；

二是猪贩从养猪户手里或是生猪交易市场上收猪然后卖给屠宰厂，这种养猪户规模一般较小俗称“散户”，由于不愿承担运输成本便卖给猪贩，多现于南方；

三是近些年如温氏股份（300498，SZ）等大型猪企所推开的兜底承包模式，即猪企与相当一片区域的养猪户签订协议，这些养猪户所养的猪全部卖给猪企，同时规定一个兜底价格以降低养猪户风险。《南方周末》此前曾报道在东北一些地方，整个村的养猪户都与温氏股份签订了养猪协议。

而事实上，由于价格波动的风险，即使是有着常年供销关系的养猪场与屠宰厂也很少签订强制性的供销合同。

“一般不大签长期合同，签的都是非强制性合同，如果有价格兜底的话可能会签强制性合同。”李旭文说道。而根据孟宁的介绍，一般屠宰厂会将自己需求告知养猪场或是猪贩子，“比如说好是2000元一头，但如果你拉来的猪不完全符合要求，屠宰厂一般也会收，但是价格上就会做调整。”

而尹雷身边的一些小养猪户则大多直接把猪卖给当地的屠宰厂，连武汉都不用去。

不过对于普通人而言，猪肉价格走势是他们所关心的。

“整体来说最近还是会以抛售为主，猪价会继续跌，然后慢慢稳定。”李旭文对界面新闻记者预测到。不过，由于禁运因素的存在，一些地区的价格可能反而会上升。“比如之前沈阳禁运了，而沈阳周边本来是一个需要进行生猪补充的区域，这些地区的猪价反而会上涨；再比如如果某一地区集中扑杀的量比较大，同时又不能外地调入，也有可能引发短期的短缺造成猪价上涨。”

事实上从2016年年中至今，生猪价格已经历三四轮下跌，逐步步入低位。前文提到的那位畜牧设计规划领域的专家向记者提及了一个现象，今年他接到的养猪场设计的业务要比去年少了很多，但今年养牛场的订单很多，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当下的行情。

李旭文表示，生猪养殖是周期性行业，随着猪价的波动会不停的有小散户进进出出，如果这次疫情在一些地区引发大规模的扑杀，那么在半年后会迎来一波断档期（生猪生长期一般为6个月），同时恰逢过年前后，猪价可能会有所反弹，而进入3月气温升高后消费市场又会陷入低迷。

“中国的养猪巨头再多，也多不过散户。”

正如李旭文所言，中国养猪业目前依然是以散户为主，规模小、标准化程度低、抗风险能力弱是这一庞大的散户群体所具备的特征。

由于环保压力，近年国内已经关闭许多小养殖场，而在猪价周期性的下跌中，许多小养猪户只能苦苦支撑，或是选择退出，而一旦遇到非洲猪瘟这种极端情况，刘金涛表示，虽然各地的无公害扑杀补偿标准不同，但对于养猪户而言都无法覆盖掉全部损失。

大的养殖场可能有能力抵挡这种风险，但散户们显然做不到。

其实目前也有养猪的商业险，如尹雷就表示自己和身边的一些规模较大的养猪场都已购买了保险，但据他估计，年出栏量几十头的小散户为了节省成本是不会购买的。

另外，养殖中的技术手段、规范性与安全性、出栏检疫这些环节上，散户显然都无法与规模化养猪场相比，当然散户的大量存在也与土地因素的制约有关。

李旭文认为规模化必然也应当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希望这次非洲猪瘟事件也能给规模化生猪养殖带来一个契机，此外，能否“倒逼”相关的疫苗研发也许也是一个可以期待之处。

（文中除刘金涛、李旭文外均为化名）